如果把世界想象成一列火车，我们全体人类正坐在这列火车上，向着未知的方向前行。我们是应该为火车的速度欢欣鼓舞，还是应追问这列火车正驶向何方？
本期推出的书籍，便始于这样的疑惑和追问。给大家带来的书籍解读是尼尔·波斯曼著名媒介批评三部曲之一——《技术垄断：文化向技术投降》。
针对技术，波斯曼给我们提供了不同的观察视角。
波斯曼想必大家都很熟悉，他是纽约大学教授，传播学媒介环境学派第二代精神领袖，研究领域横跨教育学、语义学和传播学。
他的私塾老师是马歇尔·麦克卢汉，波斯曼不完全赞同麦克卢汉的技术媒介观，麦克卢汉梦想的是人类技术和文化发展的“太和之境”，而波斯曼警钟长鸣：文化绝不能向技术投降。
图片来源于新京报1、朝九晚五最开始是怎么来的？呢？
时钟的发明肇始于12、13世纪的本笃会修道院。这个发明的推动力是使修道院的日常事务或多或少有章可循，首先是每日7次敲钟报时的制度。钟声表示读经礼拜的时辰；时钟技术提供准确的时间让修士做功课。这个功能是完成了。
然而修士们没有预料到，时钟不仅是计时的手段，而且是要求他们起居修炼同步进行、控制他们的工具。到了14世纪中叶，时钟走出了修道院，给工人和商人的生活提供准确的计时。
刘易斯·芒福德写道：机械钟表使按部就班的生产、准确计时的工作和标准化的产品成为可能。如果没有钟表，资本主义的兴起是绝无可能的。
吊诡的是，发明钟表本来是要人用更加刻板的制度去侍奉上帝，然而结果却指向了相反的方向，钟表最大的用处是让人积攒金钱。在上帝和财神的终极斗争中，钟表偏爱的是财神爷，实在是出人意料。
2、从小父母就告诉我们：要好好学习，一定要好好学习！可为什么还有那么多孩子不怎么爱学习？
在波斯曼看来，新技术和旧技术的竞争，是为争夺时间、注意力、金钱和威望而竞争，主要是为自己的世界观夺取主导地位而进行斗争。
每一种媒介都有一种意识形态偏向，但是媒介之间的竞争是隐而不显的。
我们处处都可以看到媒介间的竞争，例如，在学校和家庭，两种强大的技术互相竞争，以求控制学生的头脑。
争夺的一方是印刷词语的世界，重点是逻辑、序列、历史、客观性和纪律。另一方是电视的世界，它倚重的是图像、即刻的满足、迅速的情感回应。学前儿童已经习惯了电视的偏向，上学后他们遭遇的却是印刷的世界。
一场媒介间的巅峰之战就此发生，不能或不愿学习读书写字的儿童，在简单的段落里都不会以逻辑结构组织思想的儿童，不能静下心来听老师讲解的儿童，是这场战争的主要受害者。这样的竞争不仅是工具对工具的竞争，也不仅是电视对印刷词语的攻击、图像对会意文字的攻击。在媒介互相争斗杀伐时，它们的竞争还是不同世界观的冲突。
图片来源于微博3、在特定的时刻，你有没有出现过什么信息都不想看到的情况？为什么我们会出现“信息疲劳”现象？
技术垄断的现实威胁是：信息的失控、泛滥、委琐化和泡沫化使世界难以把握。人可能沦为信息的奴隶，可能会被无序信息的汪洋大海淹死。信息已经成为一种垃圾，它并不能回答人类面对的大多数根本问题，对平常的问题，信息也只能勉强提供解答的方向。
在技术垄断盛行的环境里，信息和人的意旨之间的纽带已经被切断了；信息杂乱无章地出现，并不指向具体的人，数量难测，速度惊人，但从理论、意义或宗旨上看确实断裂分割的。
由此产生了一个新世界，被波斯曼称为躲猫猫的世界；在这个世界里，忽而是一个事件，忽而是另一个事件，这样的事件突然冒出来，转瞬间就消失得无影无踪。这是一个难以把握的世界。我们的精力在这样的世界里不断被消耗，许多人并不知道如何驾驭这个过程。
4、我们总说抵制官僚主义，那么，官僚主义是如何产生的呢？
当代作家C.S.刘易斯认为，官僚主义是魔*的技术表现：
我们生活在管理时代，这是一个“行*管理”的世界。最大的邪恶不是在狄更斯喜欢描绘的“罪窝”里，甚至不是在集中营和劳改营里。我们在这些地方看到了罪恶的终极下场。最大的邪恶从构想到制定（提案、附议、通过、完善条文），却是在窗明几净、铺着地毯、温暖舒适、灯火通明的办公室里完成的，参与的人都是谦谦君子，他们衣领洁净，指甲整齐，不留胡须，不提高嗓门说话。所以，我笔下地狱的象征是警察局或写字间的官僚主义，是恶心透顶的企业办公室。
贝尼格指出，标准化形式的发明是官僚主义的主要构件，它容许“摧毁”情景中的一切细枝末节。它需要我们检查方格、填充空格，只允许数量有限的正式、客观、非个性化的信息。
官僚主义者只考虑决策背后隐藏的问题，只关心决策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官僚体制的有效运作，他不用为决策的后果承担任何责任。在技术垄断时代，阿道夫·艾希曼（纳粹德国高官，被称为“死刑执行者”，在犹太人大屠杀中执行”最终方案“的主要负责者。）成了官僚主义的范本和比方。在被控犯下反人类罪时，他辩解说，他没有参与纳粹*治或社会理论的制定；他仅仅处理技术问题，把大批人从一个地方运到另一个地方。至于他们被运走后尤其运到目的地以后会发生什么事情，这和他本人的分工没有关系。
图片来源于微博
5、为什么当今的医患关系比较紧张？
在波斯曼看来，伴随着我们的医疗设备越来越好，医生的医术并不一定有提高，医患关系不一定和谐，医疗事故不一定下降。因为医患双方都过分迷信技术设备本身，医生的倾听和经验的判断、患者的主诉，似乎都不再重要了。
我们进入了一个新阶段，其特征是：通过医疗器械间接与患者的经验和身体交流。在这个阶段，病理学家和放射学家之类的专家涌现出来；他们解释技术信息的意义，这些专家和患者没有丝毫的交流，他们只和组织、照片打交道。
这样的情况也就致使现在的医患关系干巴巴的，和年前的医患关系反差强烈，患者对医生没有亲近和同情的感觉，打官司时没有碍手碍脚的顾虑。况且，医生从保险公司获得补偿的根据是他们做了什么检查，而不是他们在患者身上花费了多少时间。非技术性的医疗工作是耗时的工作。给头痛病人做CT扫描比较有利可图，花费大量时间了解患者的病史和病症就很不合算了。
图片来源于澎湃新闻6、你相信智力测试吗？你认真思考过“智力测试”吗？
波斯曼认为智商测试是一种技术，继而批判了刘易斯·特尔曼极力推动的智商测试，他认为统计学在智力“测验”里扮演了恶劣的角色。主要有以下三个要点：
神化：把一个抽象的概念（多半是一个词）转换为一个客观的事物。“智能”这个词是一个抽象程度很高的词，我们用“智能”这个词来指人的多种能力，但世上并没有“智能”这样的事物。
排序：需要一个标准，以便把个体安放在一个序列中恰当的位置。在智能排序中我们假定，智能不仅是一种现象，还是一个单一的事物，位于我们大脑中，只要赋予它一个明确数字，我们就可以了解它。但事实上，智能测试的评判标准并不客观，更不全面。
在智力测试的测量过程中，我们给概念下定义的方式会在我们的意识里逐渐淡化，换句话说，定义本质上的主观性将消失得无影无踪，客观的数字却被神化了。我们并没有提出真正需要探讨的问题：智商是什么？或者什么是智商？
或许我们智商测试结果的分值比哥白尼（文艺复兴时期的波兰天文学家、数学家、教会法博士，他创立日心说，开创了现代天文学。）还高，根据特尔曼的估计，哥白尼的智商只在“可怜”的-之间。
信息革命造成了知识垄断和信息泛滥、信息失控、信息委琐化，每一种技术既是恩赐，又是包袱，是利弊同在的产物，技术的利弊取决于人利用技术的方式。
当我们对新技术感到唤醒鼓舞的时候，一定要想到被“进步主义”所遮蔽的问题。
当我们一步步从自然人过渡到赛博格人时，当虚拟化的网络世界正在不断挤压物质的真实世界时，我们应当警惕技术垄断的异化作用。
“媒介即人的延伸，延伸意味着截除”这是波斯曼的老师麦克卢汉的思辨推论，当技术不断代替我们进行思考时，我们要反思的是“自己是否还可以独立进行思考”。
“人只能是目的，不能是工具”，当我们一步步被物化、一步步被沦为“工具”的时候，我们更应注重对自身主体性的唤醒。人，一直很重要。我们，一直很重要。
图片来源于b站参考文献：
[1]尼尔·波斯曼.技术垄断:文化向技术投降[M].何道宽,译,北京:中信出版社,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