四十年后再读《李白与杜甫》
济南高新李继冶
一
岳父去世后，他的藏书散放在他最后住过的不同地方，岳母说你喜欢什么就拿走吧！我挑了几本，其一就是《李白与杜甫》。书中有不少岳父的批注，有生字的注音，有空白处抒发的感慨。读书的时候我仿佛又坐在了老先生的跟前，体会着他的自负和苦闷。其实我跟他有一些相似的地方，但是那些不同的地方阻隔了我们之间更深的交流，这时的阅读也是在读他，在弥补这份遗憾。
岳父的的孩子都不甚读书，他用心购买和搜罗的书籍除了我没有人在意。钱财、珠宝书、籍就是一个集聚和散开的过程，无论雅好还是贪婪，搜的再多，也不可能带走，值钱的东西儿孙自然会珍惜，再珍惜终究也会随着家败而四散。书还不如珠宝幸运，本身没有经济价值，儿孙倘若不读书，身死书即毁。岳父有我读他的收藏，好歹还能暂缓散失，其也幸也。
二
《李白与杜甫》是我读的第一本课本以外的大书，所以记忆犹新。
村里的的孩子小学后都去读望塚镇上的联中，在我将读初中的时候，县办的原是高中的二十一中学破例要招初中，结果全村考上两个，我为其一，在当时也是一件露脸的事。
开学后有一新鲜事——办图书证，借图书。我踊跃的挤在人群里，在老师给的目录中选了这本《李白与杜甫》。选它的原因大概有二，一是我那时所知道的古代诗人也就李杜，二是作者郭沫若的名头很是响亮，一首《水调歌头》在广播里穿村入户，常香玉的”大快人心事，揪出四人帮”歌喉嘹亮，宣传队的婆娘们打着竹板摇头晃脑在公社高唱“*治流氓文痞，狗头*师张”。书是大开本，硬书皮，纸薄字小。我用了了很长时间读完，当时觉得都懂，现在重读才知道那时连囫囵吞枣都算不上。只记得李白生在碎叶城，二十五岁出川，死在当涂。记得李白的儿子叫伯禽，而郭沫若说周公长子鲁公名为伯禽，李白不能不知，所以李白之子伯禽之名定是讹传。
老实说郭沫若的作品读的并不多，跟着课本读过《天上的街市》和《地球，我的母亲》，知道他的天马行空的想象，读《甲申三百年祭》《蔡文姬》《屈原》知晓他以古化今的爱国情怀，知道他研究甲骨文的贡献，也知道他掘古墓的尴尬。
*治气候的变化影响着对历史人物的臧否，建国后郭先生在斯大林生日上的无底线马屁，文革中的低俗献诗，前脚对江青吹捧，后脚就是“揪出四人帮”，一幅御用文痞形象跃然纸上。再后来他的中国弃妇，日本爱情，于立群姐妹等绯闻旧事，以及真假莫辨的鲁迅讽刺“才子加流氓”更是深入人心。我仿佛很了解郭沫若，也知不觉成了一个民间郭黑。
之所以这样